《元史》所宗资料的来源及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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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编纂《元史》利用的资料，有些今天能够知道，有些已经不知道了。对于那些能够知道的资料，它们的材料来源以及可靠性，稍微再讨论一下。

　　首先，《元史》本纪，除最后的《顺帝纪》外，全都取材于元朝《实录》。这些《实录》是怎么编出来的？

　　我们知道，唐宋时期，官方修史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很复杂的制度。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日常活动都有人专门记录，叫作起居注。朝廷大员宰相等等向皇帝汇报工作，或者主持政务会议，也有人随时记录，叫作时政记。这两种资料积累一段时间以后，再有人负责对它们进行汇编，可能还加上一些其他记录，按时序编成一部大事日志，叫作日历。等到这位皇帝去世，史馆把他这一朝的日历汇总起来，进行删减压缩，就编成这位皇帝的《实录》。每位皇帝都有《实录》，积攒若干部《实录》以后，再汇总改编为纪传体的《国史》。到王朝灭亡，后面的学者在这些《国史》基础上稍加改编补充，就能编出该朝的正史。正因如此，“二十四史”里面部头最大的《宋史》，元朝没花多少时间就编出来了。除从日历当中提炼《实录》、改编《国史》外，还会把里面与典章制度有关的内容单独摘出来，编成专门记录制度演变的史书，叫作《会要》。唐宋时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到元朝，上述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元朝是少数民族王朝，对中原制度学习不完全到位，修史制度也就没有那么完备。根据一些零散史料，我们知道元朝有起居注，也有时政记。起居注本来应该围绕皇帝编写，但是据元朝人自己所说，他们的起居注里面没有多少内容写皇帝，主要记载的是各级官员、机构针对某些事情上呈的报告或建议。时政记由中书省下属的时政科负责编纂，但是具体编得怎么样不得而知。

　　元朝似乎没有日历，至少日历这个名称没出现过。不过似乎存在某种类似的资料长编，只是不叫日历而已。比如《元史》里面提到，有一位南方的儒士郑陶孙，在南宋灭亡后被元朝召入翰林国史院做编修官。当时翰林国史院修史，正在编写南宋灭亡前后的史事。郑陶孙就说我过去是南宋臣民，不忍心写南宋灭亡，希望别让我参加这部分工作。据说元世祖忽必烈为此还很赞赏他。这说明忽必烈在位中期，翰林国史院在编某种史书，这种史书不是《实录》，因为前朝《实录》写不到南宋灭亡，忽必烈的《实录》在他自己活着的时候还不可能开始编写。也不会是起居注、时政记，因为这两种材料各有主管机构，不归翰林国史院负责。那么，正在编修的这个东西，应当就是类似日历的资料长编。这方面还有一个例证。元末有一位大臣叫危素，他的墓碑里面记载：危素在元顺帝后期担任翰林国史院长官的时候，发现院里修史那帮人，每天如果领不到伙食补贴，就不干活。这些人原本有工资，但是编史书还可以领补助。危素就把这些人训斥一番，说咱们就是干这个工作，已经拿工资了，你们还非要等伙食补贴到位才干活，这像话吗？被他这么一训，翰林国史院的人就继续开工干活了。在这里他们修的是什么史书？肯定不是《实录》，前朝《实录》在元顺帝在位初期就编完了，顺帝自己的《实录》还不可能开编。由此推断，正在编的也只能是类似于日历的史料长编。

　　所以综合来看，虽然元朝的修史制度不算非常完善，但是该有的东西大部分还是有的。而且史料显示，元朝有些时候编《实录》，会要求中央各机构抄送档案来参考，还行文地方征集资料，甚至于进行口头访问。总体而言，元朝《实录》的史料价值是比较高的，起码它的材料来源很可靠。《元史》本纪根据《实录》删减而成，史料价值因而也比较高。

　　至于《元史》志、表的主要史料来源《经世大典》，虽然绝大部分已经散佚，但有关这部书的编纂过程，还是保留下来一些记载，也有学者专门进行研究。它是一部典章制度著作，性质大体相当于唐宋的《会要》。当然里面包含人物传记性质的《臣事》，是《会要》没有的。编《经世大典》的时候，除利用《实录》外，还从朝廷各机构广泛征集公文档案资料，最后整理汇编成类似于元代国家行政手册的这样一部书。全书分10部分，前四部分是围绕皇帝、皇族的一些内容，名为帝号、帝训、帝制、帝系。后六部分分别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核心展开，名为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前面一再提到的《臣事》，是《治典》下面的一部分。总之，《经世大典》资料来源的可靠程度也是很高的，为《元史》修志修表提供了极大方便。

　　如前面所说，《元史》列传的史源比较复杂。以第一次编纂的部分而论，可以推断主要取材于《经世大典·臣事》，但也不会是全部，还应当有别的资料来源。比如元朝史学家苏天爵编纂过一部《国朝名臣事略》，为元朝前期47位“名臣”立传。这部书流传至今，通过对照，可以发现《元史》有一些列传就是在《事略》基础上写成的。元顺帝时，王祎对《事略》进行增补，写成《国朝名臣列传》，立传人数达到120人。虽然这部书已经失传，无从与《元史》比对，但由于王祎到明初担任了《元史》主编，从逻辑上推断，他编纂的《国朝名臣列传》一定会成为《元史》列传的重要参考对象。苏天爵《事略》历来受到很高评价，王祎《列传》应该也不会相差太远。

　　与《经世大典·臣事》有关系的《元史》列传，主要限于普通中上层贵族官员这一部分，类传则基本无关。但很多类传的史源也可以探查清楚。比如奸臣、叛臣、逆臣这几篇传，传主已被元朝官方定性为反派角色，不可能进入《经世大典·臣事》。可他们都是重要政治人物，掌握过比较大的权力，在《实录》当中出现很频繁。因此他们的传记，是《元史》编者根据《实录》相关记载拼凑出来的。又如孝义传、列女传，今天知道源于《经世大典·礼典·旌表》；外夷传，源于《经世大典·政典·征伐》。《实录》和《经世大典》的史源和价值，上面都已经说过了。

　　关于《元史·外夷传》的史源《经世大典·征伐》，再稍作补充。《征伐》这部分内容碰巧今天保存下来一些，与《元史·外夷传》对比，后者基本就是直接照抄。不过也抄出了问题。那就是外夷在《征伐》中出现，讲的基本都是打仗。《外夷传》抄这些自然可以，问题是元朝跟这些“外夷”的关系并非只有打仗这一种情况，还有很多时候是不打仗的，处于和平往来状态。《外夷传》对后者基本不写，属于严重疏漏。这不能怪《经世大典》，只能说是《元史》编纂粗糙。

　　最后关于《元史》列传史源补充两点：

　　一是元朝没有编过《国史》，不过元顺帝在位前期曾经编成一部《后妃功臣列传》（与唐宋《国史》不同，只有传，没有纪、志、表），这部书如果传到明初，《元史》列传的编纂自然省事很多。然而就目前了解的情况而言，该书似乎未能保存到明初，可能在战乱中亡佚了。

　　二是现在通过文集、地方志、金石志、考古发掘等等途径，可以见到很多神道碑、墓志铭、行状之类元人传记资料，其中在《元史》中有传的人物不少。但是，不能将这些人的上述传记资料简单认定为《元史》列传的史源。道理很简单，《元史》编纂时间过于紧张，编者没有时间去广泛搜集这些零散资料。可能会见到一些，但不可能都见到。即使内容近似，多数情况下也只能认为，某人的碑传资料与他在《元史》中的传记具有同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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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仙桃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