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编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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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史》编完后，两位主编起草了一份《纂修元史凡例》，解释这部书的编纂原则。通过这份《凡例》，可以看出《元史》编纂的一些特点。

　　《凡例》共五条，第一条讲本纪是怎么编的。其中说：前代史书的本纪有两种写法。一种像两《汉书》本纪，“事实与言辞并载”，既讲史事，也收录了很多诏书、奏议之类的文件。另外一种像《新唐书》本纪，特别简明，就是一个干巴巴的大事记，没有多余的东西。现在修《元史》，本纪按照第一种写法来写。我们可以看到，《元史》本纪内容比较杂，不仅是一个大事记，而且写了很多不算大的事，还转引了一些文件或者文件摘要。所以《元史》的本纪多达47卷，占全书总卷数22%强，比例在“二十四史”中是相当高的。不过今天看来，这里面恐怕有编纂者“偷懒”的因素。因为《元史》本纪（除《顺帝纪》外）改编自元朝的《实录》，《实录》会按照年月日记录很多事情。《元史》编者如果想把本纪编成精练的大事记，就需要花很大力气对《实录》的内容进行筛选和压缩，文字上也要做到言简意赅。为了赶进度，不如删得少一些，即使内容比较臃肿，也在所不计，相反还自我标榜是“事实与言辞并载”。当然这种偷懒，今天看来是一件好事，虽然搞得《元史》本纪篇幅比较大，内容芜杂，但是却保留了很多原始的甚至是独家的珍贵资料。

　　第二条讲志。《元史》编者把前代正史的志分为两种。一种以《新唐书》的志为代表，这是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写的。特点是“悉以事实组织成篇”，就是对相关材料重新组织，提纲挈领，融会贯通，最后完成的作品具有一定原创性。《元史》编者认为这样太麻烦了，“考核之际，学者惮之”。他们的选择是另外一种，以元修《宋史》的“志”为代表，特点是“条分件列，览者易见”。就是说，基本不重新组织，也不怎么融会贯通，就直接把材料一条条地罗列上去，主要做的是精简、压缩工作。其实这也是一种偷懒的办法，当然保存材料也多一些。

　　《元史》的志共分13种、58卷，编纂水平不是很高，但就内容而言，覆盖面还是比较全的。“二十四史”当中，有一些没有志，有志的，篇目设置也不完全一样。就《元史》的志来说，篇目设置比较完备，该写的基本都写了，写得好坏是另外一个问题。只有一种该写的志没有写，就是记录文献保存情况的《艺文志》。到清朝，有好几个学者给《元史》补了艺文志，现在都能见到。

　　第三条讲表。前代正史有些有表，有些没有表。《元史》编者认为，元修《辽史》《金史》的表编纂较好，比较充分地利用了相关零碎材料，来反映一方面问题，概括一类现象。因此仿照《辽史》《金史》，一共编了6种表，包括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表、三公表以及宰相表，共分8卷。应该说这些表都很重要，虽然有一些错误和疏漏，但还是保存了很多重要的零散信息。到清朝，钱大昕又为《元史》补了一份《氏族表》，这个补充非常有眼光。元朝是一个多元民族的王朝，蒙古人、色目人各有好多分支，分为不同的部族、氏族，而且基本都没有姓氏。对一些著名的蒙古人、色目人进行定位，搞清他是哪个部族氏族甚至家族的，和谁是同一个氏族或者一家人，祖父父亲兄弟儿子孙子都是谁，往往十分困难。钱大昕就对这方面的材料进行了汇总和梳理，对研究者非常有用。

　　第四条讲列传。列传是历代正史的主体部分，各史的列传在编纂方法上差不多，因此《元史》编者称，列传并未刻意效仿前代某史，而是“准历代史而参酌之”。在内容编排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与皇室有关的一些特定人群，包括后妃、追尊诸帝（死后被追尊为皇帝的皇族成员）、宗室和外戚。第二部分是普通的中上层贵族官员。这部分有一个重要特点，编者把人物分成两大块，先写蒙古人、色目人，从蒙古帝国建立写到元朝灭亡，然后写汉人、南人，又是从蒙古帝国建立写到元朝灭亡。这种写法是其他各朝正史都没有的，很有可能来源于元代官修《经世大典》的“臣事”部分。第三部分，是所谓“类传”，即一些身份上有特定标签的人，分门归类各自立传，不限于中上级官员，也包括一些下级官员甚至平民。哪些标签能成为类传的选项，历代正史大同小异。《元史》类传包括：儒学、良吏、忠义、孝友、隐逸、列女、释老、方伎、工艺、宦者、奸臣、叛臣、逆臣以及外夷。其中《释老传》比较有特点，记载僧、道事迹，其他正史没有这门类传。这与元朝宗教活跃，僧、道地位较高有关。

　　从整体来看，《元史》的列传编纂有几方面问题。第一是宗室、外戚缺漏严重，立传者挂一漏万。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因为《元史》列传取材的《经世大典·臣事》里面缺少宗室、外戚的内容。宗室在元朝基本不算臣，外戚可以算臣，但估计《经世大典·臣事》收录得很少。第二是缺乏“开国群雄传”内容。这类内容是写王朝初建的时候，与王朝创建者争夺天下的那些对手，比如两《唐书》立传的李密、窦建德、王世充等人，《明史》立传的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元史》本来可以立这样的传，成吉思汗创业时有过几个这样的强劲对手，但是没有立传。原因很可能也是因为这些人不是元朝的“臣”，未能进入《经世大典·臣事》。第三是中上层贵族官员这部分虽然写了很多人，但还是漏了很多人，包括不少重要人物。拿宰相这样高级别的大臣来说，立传的还不到一半。这可能是因为列传主要材料来源《经世大典·臣事》本身就记载人物不全。最后是类传部分有些处理不尽妥当。比如没有像其他正史一样设立《文苑传》，而是把应该入《文苑传》的元朝文人塞入了《儒学传》。再如没有为西南少数民族立传。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比前代王朝更加深入，高层与内地一样设立行省，中层以下基本由土司管理，世代相传。这些内容很重要，按说应该立《土司传》或《西南夷传》，事实上《经世大典》里也有材料，可是没有立，比较遗憾。

　　《凡例》最后一条属于补充说明。解释说：前代正史在每卷末尾都有编者写的论赞，就是对这一卷记载的内容写几句评价或总结。现在修《元史》，决定“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说得挺好，实际上还是偷懒。用基本现成的材料拼成一部正史，多少得写几句总结或者概括吧？说起论赞的水平高低，历代正史其实也是良莠不齐，但是有无论赞，就是个工作态度问题了。这点力气都不愿意花，完全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和感受，这似乎是“二十四史”里面独一份。总之因为赶工，《元史》的编者是能简则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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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仙桃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