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的创新性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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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是我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领域都造诣极深。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学术界留下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本著作，对发轫于商周之际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作了多方面的创新性诠释，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完善作出了突出贡献。
　　遵循“三种哲学流派综合”的诠释原则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诠释原则，学界先后提出了“以中释中”“以西释中”和“以马释中”三种类型。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原则不是单一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代哲学”三种哲学流派的综合。当然，这三种哲学流派不是没有主次的合一，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源泉和主导，再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相结合，进行综合创新。
　　冯契将哲学史界定为根源于社会实践主要围绕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辩证运动。这一定义，显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在他看来，就中国哲学理论的发展来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具体展开为“天人之辨”“名实之辨”“有无（动静）之辨”“理气（道器）之辨”“形神之辨”“心物（知行）之辨”。中国哲学的这些成对的矛盾范畴构成的争论，就体现了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追问。在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展开比较时，冯契认为老子崇尚自然无为的哲学主张既是对孔、墨人道原则的否定，也是对儒家理性原则和墨家感性原则的否定；而在比较儒、墨两家学术主张的异同时，他认为儒墨两家的共同点是强调人道原则；而不同点则表现为理性原则和感性原则的对立，道义原则和功利原则的对立。冯契进行的这种比较简明而准确，体现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
　　坚持“承旧”和“创新”相结合的诠释内容
　　冯契在诠释中国哲学史时，对思想家哲学观点的提炼，一方面注意与已面世的大部分中国哲学史著作或教材保持基本一致，体现“承旧”的一面。另一方面，冯契所著中国哲学史著作或论文特别注重“创新”。就创新而言，冯契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开拓。
　　首先，将辩证逻辑纳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内容。1980年，冯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发表了《要研究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一文。文章认为，中国古代哲人的论述中包含了较丰富的辩证逻辑思想，挖掘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思想可以驳倒中国传统哲学“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的论调，拓展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因为逻辑有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分，仅仅根据中国古代形式逻辑不发达，推不出中国传统哲学忽视逻辑的结论。他对《荀子》《易传》《月令》《内经》中的辩证逻辑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其次，将科学方法、自然科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围。在他看来，也应当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有所关注和把握。基于此，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对北魏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的农业科学方法和技术、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自然科学方法、明初宋应星《天工开物》的农业、手工业的科学方法与技术进行了归纳与总结，为哲学总结科学成就提供了实例。
　　最后，将美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在冯契看来，美学与哲学是密切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学可以说是哲学的增长点。冯契指出，人能不能获得自由，如何才能获得自由或自由的人格怎样才能培养起来的问题是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就中国古代哲学而言，冯契先后考察了孔孟、老庄、荀子论人的自由和美的理论。就中国近代哲学来说，他不但对王国维、鲁迅、朱光潜等人的美学思想作了专章或专节探讨，而且撰写了《中国近代美学关于意境理论的探讨》一文，对中国近代美学的意境理论作了系统而富有新意的考察。
　　选择由“知识”而“智慧”的诠释路径
　　以往的哲学家在诠释中国哲学史时主要体现为两种价值取向：“知识”或“智慧”。在早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知识，也就是将中国哲学史作为认识的成果去考察。它侧重用概念或范畴、命题、推理等名言系统去反映先哲的哲学思想，也就是与经验世界密切关联、可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而以冯友兰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则把中国哲学史诠释为智慧，也就是从性与天道方面考察先哲的哲学思想。关于人的天性、德性以及世界的统一原则和发展法则等问题是人的经验无法把握的，因而无法用概念、命题、推理等名言系统去认知，只能采取“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等特殊形式去把握。
　　冯契认为哲学理论应当是知识和智慧的融合，因而在诠释中国哲学史时，既注意对史料中知识的把握，更重视对智慧的体悟。他建构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将人类的认识过程概括由“无知”至“知（识）”，由“知识”至“智慧”的两次跃迁。人类认识由“无知至知（识）”的跃迁就是对如何获得知识的考察，也就是将先哲的哲学理论作为认识成果去提炼、概括。而由“知识至智慧”的飞跃就是将知识升华为智慧，实现“转识成智”。冯契主张“转识成智”主要是通过“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德性的自证”的途径实现的。他对智慧的推崇不但表现在重“方法”、尊“德性”，在诠释中国哲学史时既重视对史料蕴含的逻辑方法特别是辩证思维方法的发掘，而且重视对史料中蕴含的关注个性自由、陶冶德性、培养理想人格观点的梳理。
　　区分“古”“近”传统的诠释标准
　　中国哲学传统就是中国哲学展开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特征等。冯契非常重视中国哲学展开过程中的传统问题。在他看来，一方面，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贯的传统，而中国近代哲学恰是中国古代哲学在近代中国合乎逻辑的延伸。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的传统是逐渐变化的，特别是自鸦片战争带来的巨大冲击， 伴随中国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大变迁，中国哲学的传统也在变迁的社会环境深刻冲击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古代传统中渐渐孕育形成了近代传统。据此，他提出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和近代传统的理论。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要考察中国古代哲学即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就必须把握中国社会的变迁及其特点。冯契指出，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奴隶制不像古希腊、罗马那样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像近代欧美国家那样发达；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因经历的时间特别长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到现代相对较早地迈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社会形态发展的特殊性规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主要是封建时代的哲学，体现出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而像西方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哲学还形成了以下传统：对形上智慧的不懈追求，对辩证逻辑及其方法论的长期考察，从认识论、伦理学、美学三者统一的角度探讨人的自由、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
　　在冯契看来，中国近代哲学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有别于古代哲学传统的近代哲学传统。这种革命性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哲学思想、哲学范畴发生了质的变化。新的近代哲学传统既包括历史观和认识论等理论创新方面的积极成果，也包括对逻辑、方法论、价值观等方面没有系统的研究和总结的不足。冯契指出，中国近代哲学在展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下传统：传统哲学范畴获得新的内涵，西方传播过来的新的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中国近代哲学的独特创造。他特别重视中国近代哲学的独特创造，因为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和会通中西的实质在于创造。他断言，在中国近代哲学展开的各个阶段，哲学家们不断提出新观念用以反对旧观念，推进了哲学的革命进程。熊十力提出的“翕辟成变”和“性修不二”的学说，金岳霖“以得自经验之道还治经验之身”的知识论原理，毛泽东同志依据“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来阐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等都是近代哲学的独特创造。而中国近代哲学传统的形成，就是在中国近代哲学家们的独特创造过程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