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写小书”的传统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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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王府井书店。最显眼的书架上摆放着一些看似“大部头”的历史类图书。翻开一本封面写着“理想读本 经典藏书”的《史记故事》，全书42万字，却并没有一段《史记》原文，主编名为“青宛”，责任编辑名为“千寻”，基本等于“查无此人”。这本书旁边还陈列着一本《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女人》，字数超过80万。

　　走向书店一角，历史学家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默默竖立着，这是一本不足10万字的小书，重量还不及上述《史记故事》的一半，却是公认的经典。

　　这是2021年中国图书市场的一瞥，大数据则更为宏观，据开卷调查显示，2020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新书品种降至17万种，同比下降近12%，与此同时，一年中多达196万种书没有卖出1000册。我国图书品种增长正在放缓，但即便是这样，仍有大量读者在浩瀚的书海中迷失，被包装和噱头吸引，错过朴素的经典。

　　改革开放40余年，从“书荒”到“书海”，阅读的核心问题早已改变——我们不再无书读，而是要读好书；书店里不是缺好书，而是读者不知如何选好书。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也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今天大家的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该如何寻找？　读者之惑：茫茫书海如何遇见对的它
　　繁忙的北京地铁一号线，是菲菲用手机读书的地方。这是菲菲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职场的第一年，为了不丢掉在学校里养成的阅读习惯，她挤出通勤时间，“逼着自己在地铁上读书”。
　　常用的手机读书软件里藏着她的兴趣：《世界绘画图鉴》《如何看一幅画》……读人文学科的菲菲很想系统地了解艺术史，却苦于找不到权威著作。“我对版本知识了解比较少，也不是很懂不同出版社有什么不同的特色，所以选书时通常是按图索骥。”她觉得，找书自学是“一件花时间、走弯路的事”。
　　于是，困惑来了——“很多书的内涵一两页就能说完，却非要写那么厚一本。”拥挤的地铁上并不适合带一本权威的大书，可是书店里卖的那些名为“半小时读懂××”“极简××史”的书，菲菲却觉得很不靠谱，像英国、日本地铁上人们读的那种小开本的“口袋书”，为什么我们的书店里很少见？
　　出版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华人世界没有一本口袋书是成功的，做口袋书等于“自取灭亡”。现实也是如此，在偌大的北京书店一层，只有一个书架可怜地陈列了几本漫画口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菲菲开始认为，“厚重”约等于“权威”，但她回忆起大学时老师推荐的一些书单，许多名家经典都是轻薄的一本。“这就像现在流行的‘内卷理论’，五千字能说清的事，有人写到一万字，甚至两万字，书就越来越厚了。”
　　菲菲的“选书之惑”不是个案。
　　在外企工作的80后青年潘景华有着广泛的阅读兴趣，他常常徘徊在偌大的深圳图书馆里，找书花费了大量时间，想了解的专业领域很难找到入门之法，潘景华对记者说：“你们能不能建议图书馆为读者选一些权威书目？”
　　据2020年开卷监控数据显示，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达214.5万种。而2017年开卷发布的一份滞销书报告，年销售数量小于10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45.19%，这充分说明了图书市场的良莠不齐。信息爆炸的时代，在书海泛舟，越来越需要读者具备超强的选书能力。
　　学者之思：书籍不应以“厚薄”定“大小”
　　提倡“小书”这件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已经做了十多年。
图书该如何减肥？早在2006年时，陈平原就发表了一篇名为《怀念“小书”》的文章，指出现在的图书过分臃肿，已成为中国出版业一大通病，如果评奖，评委一般倾向于“厚重”的——既然你我都没时间细读，那就只能看“分量”了，十万字的，肯定不如百万字的，人家书写那么厚，肯定下了功夫，以致养成这么一种风气，似乎没有四五十万字根本拿不出手。十几年里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
　　陈平原认为，书不应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三十年前，陈平原和几位学者一起编选的“漫说文化丛书”就是计划做一套“小书”。2020年9月，他主编的“人文书系系列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序言的主题也为《小而可贵之书》。可谓将“提倡小书”践行到底。
　　哪些是优秀的小书？陈平原认为，日本的“岩波新书”主旨就是追求“专门知识的通俗化”、标榜“现代人的现代教养”。在国内，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系列，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都是“小而可贵”的书籍。
　　“大家小书”这个中国读书领域的专属名词，源自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书系。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安东介绍，“大家小书”是北京出版集团的注册品牌，是受到商标法保护的名品，这在出版业大概是首例。
　　“大家小书”编委会成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很满意自己为这套书撰写的总序。他认为，“大家小书”是“大家写给大家”的书，“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擅长补习，效果未必很好”。袁行霈说，“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
　　据了解，2002年开始出版至今，“大家小书”系列已经出版了200种图书，有的引导文学欣赏，如袁行霈先生的《好诗不厌百回读》；有的介绍入门路径，如叶圣陶先生的《写作常谈》；有的传道授业解惑，如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有的是学科概述，如张慰慈先生的《政治学大纲》；有的是文化历史扫描，如程应镠先生的《国学讲演录》；有的贯通科学与人文，如竺可桢先生的《天道与人文》。
　　“大家小书”也深受读者欢迎，2020年，我国有196万种书没有卖出1000册，但“大家小书”中没有一种书的销量低于1000，年销量最高的达到七八万册。2015年，“大家小书”全品种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书目”，曾连续三年获誉“中国好书”。
　　在大家小书百种纪念会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宁说：“我就看着这些小书十本十本地摆在我的书桌上，我差不多每一本都浏览。这些看起来薄薄的小书，读者从中获得的东西却很丰厚。”
　　编者之守：希望把知识殿堂变为文化日常
　　北京出版集团人文学术编辑部主任王忠波拿起了他编辑的一本《新建筑与流派》，讲得“如痴如醉”：“童寯和梁思成只差一两岁，当时他们都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在王忠波说了二十分钟童寯的故事后，记者打断了他：“可是，很多人并不像了解梁思成那样了解童寯，他为何进入‘大家’行列？”
　　事实上，童寯的《新建筑与流派》是中国近代最初针对西方现代建筑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之一，该书1977年首次出版，曾是许多建筑学人的启蒙读物。但童寯是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低调学者，很少走进大众视野。
　　“童寯‘藏’太深了。”王忠波说，我做这本书的时候，公众几乎不知道童寯，只是建筑学界知道他，但当这本书出来后，建筑学界已经开始深入地讨论童寯了。“大家小书”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拾遗，图书编辑的工作是一个发现的工作，把像童寯这样的人从专业领域“打捞”出来，推到公众面前。
　　知名的如王国维、冯友兰、顾颉刚等，少为人知的如童寯、常任侠等，在文字中，王忠波看到了前辈学人远去的背影，他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些小书可以出现，能够流传，是因为有过这样一批人，他们曾为启蒙奔走，曾为公众写作。
　　“‘大家小书’的传统不能丢，就是我们做文化普及的传统不能丢。”“大家小书”总策划高立志认为，当下必须有人来做文化普及的工作。
　　高立志认为，现在出大全集的风气似乎淡了，但极简风劲吹，我们怎么可能奢望半小时读懂中国史，一本书读懂世界史呢？希望读者相信大家、大专家写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些体量较小的可靠的小书，大家小书的初衷便是解决读者拣选之难，读多了这些书，可以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脉有个大致概念。书系遴选书目的标准是选一些真正的专家认可的书，然后请专家写导读，引导读者读书。高立志说：“但我们现在也碰到了当代的‘大家小书’遴选难的问题，因为当代的学者写小书的越来越少。”
　　近20年出版了200册图书，这并不是一个很快的速度，编辑团队拿出了十足的“工匠精神”打磨这些精品，一点点文字细节都能展开一场讨论。王忠波说：“我曾经也有7天出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但是我不选择。大家小书是有价值观的。”
　　“大家写小书”的传统不会丢，高立志说，出版界有一批具有同样文化追求、文化定力的同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蓬莱阁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等，都是为当代人遴选的经典。其实，只有作者、编辑、读者进行良性互动，才能进入写好书、出好书、读好书的良性循环，最终形成全民阅读好书的氛围。
　　“读书就是一颗种子，通过普及思想文化，慢慢地把殿堂变为日常。”王忠波说，“这是我们做编辑工作的意义。”